“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出自第十回。秦可卿身染重病，贾珍托冯紫英请来太医张友士。张太医详细辨证后，便开出了这个十六味药的方子：

　　人参二钱，白术二钱土炒，云苓三钱　熟地四钱，归身二钱，白芍二钱，川芎一钱五分，黄芪三钱，香附米二钱，醋柴胡八分，淮山药二钱炒，真阿胶二钱蛤粉炒，延胡索钱半酒炒，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　大枣二枚

　　全方可见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的影子，二方合用即为八珍汤。在八珍汤气血双补的基础上加香附和肝调经，加醋制柴胡增强疏肝解郁之功同时升举阳气。由于重用滋腻之品难免阻滞气机，故用延胡索配合川芎来活血行气。用莲子、大枣做药引，增强健脾养心安神之力，符合秦可卿思虑伤脾、心神不宁的症状。全方综合补法与和法，在补益同时有和解之功，真可谓是名实相符。

　　那么秦氏到底有什么样的症候呢？曹翁详细描述了张太医的脉诊：

　　“尊夫人（秦氏）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

　　这般精彩分析足以写进当今教科书式当作范例了。脉诊之后张太医已经把秦氏的脏腑病变了然于胸，于是做出判断：忧虑伤脾、水亏木旺。再联系先前的方剂组成，可谓是对证准确、处方精到。张友士不愧是“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的高明太医。

　　如果在“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的基础上加入桂心、橘皮、远志、五味子，裁去川芎、香附、醋柴胡、延胡索、淮山和引药，就成为了人参养容汤（原名养容汤，出自《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两个汤的基础方都是八珍汤，均可补气养血。

　　细读《红楼梦》会发现，曹雪芹很偏爱气血双补之剂。书中第三回这样写到：

　　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这段对话透漏了这样一个信息：黛玉和贾母平日都是服用“人参养荣丸”来养生保健的。无独有偶，第七十四回王熙凤感觉身体不适，请来太医。太医脉诊后与凤姐立药案云：“……今聊用升阳养荣之剂”，组方“不过是人参、当归、黄芪等类之药。”这里的“升阳养荣之剂”和前面提到的人参养容汤、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异曲同工、异方同源。看来，这些大宅门里的贵妇小姐们平日都以温补气血为主。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反复出现八珍汤化裁绝非偶然，这是一定时代背景的体现。明清两朝是中医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派论争激烈，繁荣的学术环境造就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明朝前期，由于丹溪之学的盛行，医家普遍使用寒凉之品，后来为了补偏救弊温补学派兴起。内科学中的虚劳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红炉点雪》、《慎柔五书》、《理虚元鉴》等相关论著纷纷问世，这在另一方面促进了温补理论的广泛应用。八珍汤化裁在“气旺则百骸资之以生，血旺则百骸资之以养”的理念指导下自然拥有了很大市场。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作为全书中惟一交待完整的药方显得弥足珍贵，我们还可以从它的组方中解读出很多信息。比如说曹翁深谙中药“道地药材”的理论。全方十六味药中有五味明确了产地，强调了药材的地域性，分别是：云苓、川芎、怀山药、真阿胶、建莲子。云苓即云南所产的茯苓，川芎主产于四川都江堰市，怀山药以崇庆县怀庆府“河内”（今河南省温县）为良，真阿胶以山东平阴县东阿镇所产者最为著名，建莲子主产福建地区，是建宁县传统名产。古代医家都是很重视药材的产地，道地药材的使用是保证方药良好疗效的重要环节。这对我们今天的探讨中医临床用药以及中药产业化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此方中的药材炮制现象也值得回味。土炒白术可增强益气健脾之功，醋柴胡解郁疏肝更强，蛤粉炒阿胶使补血效力更好的被人体吸收，酒炒延胡索可增强行气之力，炙后的甘草性味温和、适合于补中缓急。炮制恰当的中药可以更好的发挥药效，达到治疗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