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的社会、心理的背景也同等重要，平时易被人们所忽视。对于外来的刺激，人总是以心身的总体来反映，既有生理反应也有心理反应，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就要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治疗疾病，除了要以生物学角度来认识，还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Domar等对149名不孕症患者和癌症、艾滋病进行SCL-90R问卷，结果他们的焦虑和忧郁症分数是相等的。说明对不孕症和严重疾病一样同样需要进行心理干预。早在《内经》中就有“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开之以其苦”的记载。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治疗在不孕症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心理学角度讲，不孕症不是单一的一种疾病；从精神病理学角度讲，它本身并没有特异性改变，而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3］。同时，不孕症夫妇往往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心理问题与误区。

　　首先是自卑、焦虑、紧张心理。中国封建意识较重，尤其是农村妇女，婚后2年未生育便很难从思维上消除不孕的影响，为不能传宗接代而深感自卑，也有妇女（特别是文化程度低的），把生育子女看成是结婚的主要任务，婚后一旦不能及时怀孕便恐慌不安、自责，从而孤独内向、忧郁成疾。也有些妇女可能因老人或丈夫盼子心切，而自己对怀孕和分娩则有恐惧心理，这些心理矛盾都可产生紧张情绪和思想负担，并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的改变影响卵巢的功能，以致不孕。也有一些患者对不孕不育症的诊断缺乏心理准备，一旦得知，无法接受事实，产生种种思想负担。加之家庭和社会的舆论压力很大，长期处于内在和外在的紧张状态中，出现心情沮丧、悲伤、空虚中，导致生理机能紊乱，加重或诱发不孕症的发生。

　　其次是悲观失望心理。由于夫妻双方都缺乏对不孕症的正确认识，认为不孕是命中注定，对治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不能和医生密切配合，从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第三是人际关系敏感和敌对，也会使患者感到在世人面前难以抬头，加之社会及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对患者的的歧视，使患者产生处理人际关系困难，或是自身过度敏感，总得别人是敌对、针对自己，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学者研究，人际关系紧张也会通过兴奋交感神经、植物神经内分泌系统使Na，Ad， AdH分泌增多而影响经期、输卵管、卵巢、子宫功能，而导致了不孕症。

　　第四是下丘脑-垂体-卵巢（HPO）轴的改变。不孕、不育患者是一个特殊的就医群体，家庭矛盾、高额医疗费用、对妊娠的迫切期望及社会压力，致使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或抑郁。从而使身体应激系统，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HPA）轴被激活HPA轴的各个环节，可从各个水平抑制生殖轴，即HPO轴。HPO轴功能的正常是女性生育功能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情绪因素与妇女性腺活动密切相关。紧张、焦虑、忧愁等不良情绪可造成大脑皮层功能淆乱，继而影响卵巢的排卵及激素分泌，使宫进颈分泌物的酸碱复改变，不利与精子通过；另外方面，紧张情绪引起输卵管的痉挛收缩，妨碍受精卵的着床，影响受孕。

　　第五。社会压力和不良情绪也会造成男性精神系统和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使睾丸生精功能以及性机能发生障碍，而导致女方不孕。

　　第六。恶性循环作用。患者长期处于求子心切的思维定式之中，思想高度集中，长期处于困扰和焦急甚至抑郁状态，直接影响了睡眠、工作、生活，甚至影响性生活质量，而由于焦虑严重，也可导致较多的躯体障碍，以至于加重病情，而躯体障碍的加重进一步恶化了心理障碍。

　　第七。在不孕症的检查、诊断和治疗是一个茫长的过程，在这求诊过程中不但有付出时间、精力和高昂的医疗费用；还有忍受恐惧、失望；他们正常生活规律也受到影响，情绪不稳定，加重他们的紧张、焦虑情绪，使他们的性生活也受到干扰，加重病情，不利于以后的受孕。

　　不孕症患者对这一生活事件给自己带来的威胁普遍 估计过高，远远超过其它经济或社会一般因素的影响，以致产生一系列心身问题。为此，在注重躯体治疗的同时，要考虑到患者的心身状况特点，不应忽略心理治疗对策，以提高治疗效果，改善心身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