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本草撮要》：“常山，功专劫痰截疟，得知母、贝母、草果治诸疟，得丹砂能劫痰疟，得槟榔、草果治瘴疟，得甘草治肺疟，得豆豉，乌梅、竹叶治肾疟，得小麦、淡竹叶治温疟，得黄连治久疟，得云母、龙骨治牝疟独寒，得麻黄、甘草、牡蛎治牡疟独热。”

　　⑥《本草正义》：“恒山、蜀漆，本是一物，气味皆辛苦而寒，泄热破结，降逆下气，开痰逐水，其用皆同。又《本经》、《别录》所载主治，其旨可见。《别录》乃谓蜀漆微温，恐不可信，虽《本经》以治瘴坚、痞结，积聚，似非苦寒之品所能胜任，然此物之能开结破积，皆主痰热而言，本非治凝寒积聚之痞，故所主伤寒寒热，痰结水胀，咳逆鼠瘘，邪气吐逆诸证，皆属于热痰蕴积一途，不能谓其兼疗寒证。其专主湿疟一症，则凡属疟邪往来寒热、休作有时，皆是凝痰积湿，留于经隧，古人每谓无痰不成疟、无积不成疟，若不先泄化其痰湿积滞，则病根蟠结，寒热终无休止之时。恒山之用，本为开痰迅水、涤湿化积而设，是以《本经》、《别录》均以为治疟主要之药，后人泥于仲景小柴胡汤一法，知柴胡主疟者多，而知恒山主疟者少。岂知柴胡治疟，仅主邪在经络之一部，而于痰湿积滞，不能顾及，惟渐发渐晏者为宜，而早用迟用，皆不切当；惟恒山治疟，能疏通在内之蕴结，抉其根株，则寒热之邪无所凭藉，而疟自不作，是柴胡尚治其标，而恒山乃治其本也。《仁斋直指》发明恒山主疟之真旨，最是洞澈底蕴，勘透渊微。古人又有谓其专主瘴疟者，亦以南方瘴疠之恶毒，无非湿热熏蒸，积于经隧，有以酿成此痰浊耳。李焘谓岭南瘴气感人，其邪多在营卫皮肉之间，欲去皮肤毛孔中瘴邪之根本，非常山不可。愚以为温厉之毒，多由口鼻吸入，集于肺胃，与凝痰积湿相合，遂生厉阶。恒山治瘴，亦治其在内之湿痰，非祛其在外之邪气，李氏之论，尚属似是而非。景岳并谓其治狂痫癫厥，亦取其开泄痰结，藉以镇定其火逆之上冲。惟恒山在《本草经》固明言其治吐逆，而《别录》于蜀漆条中，乃有吐出之一句，后入遂谓其为吐剂中之猛药，几有谈虎色变，望而生畏之意。虽曰蜀漆为苗，恒山为根，草木之性，每有根荄下行，茎苗上行之理，二者性质客有不同，然《本经》于蜀漆条中，亦自有治咳逆一句，既能治咳、治逆，则亦犹是泄降之品，而反谓其吐，得毋《本经》、《别录》背道而驰？惟蜀漆固自有腥涎；所以古有鸡屎草、鸭屎草之别名，其在肺胃不肃，痰饮壅积之人，触此腥涎，亦易扰动其浊气，引之作呕，而其实则能降逆开结，并不以上涌见长，抑且痰在上焦，引而越之，亦是正法，藉以祛除蕴结，夫岂不可，又安有爱而不去，养痈贻患之理？然苟洗净其涎，则止以下泄奏功，自无虑其上泛，洁古谓洗去其腥，与酸苦同用，能导胆邪，即是此旨。濒湖谓常山、蜀漆有消痰截疟之功，须在既散表邪，提出阳分之后，用之得宜，神效立见，持论极为中肯。盖常山之功，专于开泄痰浊，若邪在表分，本非其力之所及，且降逆散结，又以下行见长，若疟邪巳入阴分，则苦寒遏之，愈增抑郁之困，而更无外出之路矣。濒湖又谓生用、多用，则上行为吐，炒熟少用，亦不致吐，正以生用则腥涎未去，易于引呕，炒之则沉降之力愈专，自不上逆。又谓得甘草则吐，……分途论治，自有至理。惟破降开泄，其力亦竣，宜于实证，不宜于虚人。如久疟气虚，而无痰积者，不可妄试，丹溪已谓其性暴悍，善于驱逐，伤正气，虚怯不可用也。”